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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江山多娇】我的第一任领导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5:24:52

参加工作39年,先后有十几位直接领导,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我的第一任领导。

那是1976年的5月初,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,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骑自行车驮着铺盖,兴高采烈地来到将要工作生活的完全陌生的地方,开始了全新的工作——路线教育宣传队。报到时,领导已经分配好我要住的小队,这是一个有着十几户人家,90多口人的沟边小队,或者叫半沟里的小队,大部分群众住在沟边,地窑门就开在半沟。

吃饭挨户轮流管,一户一天。一个月基本吃两轮。我的领导原先在另一个小队驻,后来上级领导提出他住的那户人是富农成分,不宜长驻,于是就搬到我驻的队上,和我一起住。

开始吃派饭倒没感觉有啥不合适,一天三顿饭,交管饭者1.2斤粮票4角钱。后来轮一户山区迁来的人家管饭,一家人住一口窑洞,卧室、灶房、厕所、猪、羊都在同一窑洞里面,女主人卫生习惯又不好,使我很不适应。初中毕业那年上梅七线铁路工地,我晚上沿着羊肠小道跑一二百米到山下的灶房端一缸子开水,回到窑洞宿舍还没等自己喝,就被人端起缸子喝了一口,我很不高兴又不好意思当面发作,背过人全倒掉,下沟底到灶房再舀一缸子,反正别人嘴碰过的我是绝对不喝的。

在那户人家吃头一天饭,我忍受着极大的不情愿,到晚上,向组长表明自己看法。组长耐心对我说:“你刚到这个队,和群众互不了解,这家人卫生是差一些,外地人落户到这儿不久,一切都刚开始,也很不容易,他家人能吃我们就能吃。以前驻队干部不在她家吃饭,她们还挺有意见。”此后我也努力说服克服自己抵触情绪:要和群众建立感情,适应环境,再不适应也要逐渐适应。随着时间推移,在各种群众家里能吃饭就不再是个事了。即使几个人同时用一个碗喝水,也能习惯。

到队上不长时间,有群众误以为工作组是来整人的,对我们有着极大的戒备心。一天晚上,队长到住户家来找我们聊天,一起谈生产,谈收成,谈群众思想状况,谈上级布置工作落实情况。到了十点钟了,告辞要走,组长对我说:“你送送队长。”我送走队长,返回宿舍,组长问我:“你送出门了吗?”我回答:“他一出门,我关上门就进来了。”组长批评我说:“你怎么没送出门哩?”“这有区别吗?”组长继续说:“人家上门找我们谈工作,咱们应该客气一些,你明天见了队长向人家道歉。”组长口气很坚定,虽然我心里有着极大的不愿意,还是向队长表示歉意,取得了队长谅解。

夏收后的一天傍晚,我和组长在公社开完会路过另一小队,有户群众一家三口拉梨耕地种秋,几个人吃力地汗流夹背地慢慢拉着。见此情况,我刚想说:你们还人拉梨种地,组长立刻摆手制止我:“别说话!”到驻户后,组长对我说:“你来时间短有所不知,这个小队户数人口多牲口少,夏播期间光集体土地播种都忙不过来,根本顾不上私人自留地。他们人拉犁,本身意见很大,你要是这样一说,肯定会把火发到咱们身上,而咱们也没办法解决,所以最好不说。”经过这两件事情,我有了为难情绪,心想自己也是农村出身,农村长大,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。

到队上一个多月后,组长对我说;“你以前在生产队担任会计,尽管也是干部,毕竟和当工作组还是不一样的。行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,组织领导群众,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。这有一个转变角色的过程,这段时间你已经基本适应,下一步该培养锻炼你工作方法问题。”说得我又有了信心。

当时年轻,才21岁,加上性子急,说话办事迅速麻利。一天晚上,队长对我说;“你到沟底下那个队去通知小田明早到文书处开会。”我回答:“行!”那个队在浊峪河沟底,骑自行车下去快,但上来可就不容易了,还不如步行快,干脆步行去!我一路小跑向北,下沟,来回六、七里,不一会就回来了。组长问:“你见人了吗?”我说:“见了。”他又说:“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?”见他半信半疑,我直接说:“明早开会他肯定准时到会。”以后好长时间,组长老说:“你跑路速度简直让人不可思议。”

7月份的一天,我回家休假,组长听我说,我们家乡有一老中医治疗关节炎有经验,于是和我一起去了,想治治他的关节炎。当天下午他一再要回驻地,我极力劝他第二天再走。他说自己给单位办事后把提包放在宿舍窑后边,入住时间短对房东不了解,放心不下。我一听这话就说:“你住一夜,明天再走,我去取包。”说完话,骑上车子飞也似的一路向南,把车子放在沟边一户群众家,跑步到房东家取了提包原路返回。到家时才半下午。组长看过包里东西说:“东西都在,我就放心了。”这一刻,我才知道包里装着给单位办完事的剩余钱款。

组长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心,时时把驻在队的事放在心上。这年8月下旬秋雨连绵,我们所住窑面泥土不住下落,没住惯还挺吓人的。一天夜里,生产队铃声突然急促响起,组长急忙叫醒我。我们出去一看,队上饲养室一间窑洞雨水涌入,发生倒塌,一头牛被压住了。组长和队长立即安排群众挖泥、抬牛,因为抢救及时牲畜都安然无恙。最后又把所有牛都转移到另一完好窑洞,回到住处已经12点多了。

这个小队劳动力少,土地面积大,到了收种季节矛盾就更显突出。夏收期间,组长向队长要了一杆钐子,和我一块收割。他本来就会钐麦,我根本就不会。开始他钐,我看着学,很快也学会了。我们一起轮流收麦,帮了队上大忙,群众很是感激。这次学会用钐子,在多年以后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后,收割责任田派上了大用场。

按照公社工作队安排,7月份各大队开展整党工作。一天中午,组长安排我为他写一份整党动员讲话。以前在家时,我也经常在大队会上发言,所以二话没说,动笔就写。没要多长时间向组长交稿。组长什么也没说,收下了。第二天整党会上,我认真听着组长的动员讲话。有一句话的改动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原话:有些干部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。而他改成:有些干部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。一字之改,足见组长的文字功力和认识事物的客观性。

相处几个月后,我慢慢知道了,全公社7个工作小组,除我们组长是普通干部担任组长外,其余都是副科级以上领导担任。可是论工作能力谁更强,还不一定。

夏天一次下大暴雨,组长家里打好不久的地窑被暴雨灌进,各个窑里都进了水,尤其是大门被淤泥堵住,怎么也打不开。他得知消息,回去排除险情后,当天就回到队上,忙上了工作组上的事情。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让我由衷的敬佩、感动。

8月底全公社工作组对各组组员进行调整,组长要调另一大队,我向组长提出要求随他一起调动,于是,我们继续在一个组工作。临走时大队支书一再要求为我们召开欢送会。欢送会由大队全体支委和各小队队长参加,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。还赠送我们笔记本,上面写着“欢送路线教育宣传队同志留念”,盖着大队支部印章。这个笔记本我至今还珍藏着。

这个大队有9个生产队,工作队员11人,队员年龄最大50岁,20岁左右3人,其中50岁的老吴同志是大学生,曾在地区党校任教员。也是和我们一起调去的。老吴此前因纪律问题被全工作队大会批评。所以精神有压力,开会不太发言,情绪低落。组长找老吴推心置腹谈话,老吴才说了实话。原来他“违反纪律”,不完全属实,一是向领导打过招呼,二是家在咸阳,因自己长期在三原工作,照顾不上家庭,夫妻老闹矛盾。组长诚恳地说:“我同情、理解你的实际困难,以前的事我不在乎,只要你现在好好工作就行。”老吴很受感动,好久不见的笑容,又绽放了。他把自己分管小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,得到干部群众好评。尤其是分管小队发生盗窃案,他认真细致做工作,迅速破案,被同志们刮目相看。

其实老吴分到组长的这个大队,公社工作队领导就是考虑到,组长有领导知识分子的经验和能力才这样安排。

四人帮粉碎后,长期被禁锢的文化生活开始有了起色,兴起一股学唱传统革命歌曲热潮。一天晚上,全大队青年和工作队员一起学唱《洪湖水浪打浪》,由一名插队女知青教唱,头一遍教唱完,我对组长说:“教唱的旋律有几处不准。”组长小声说:“人家本来不愿意教,经过做工作才来的,如果现在提出来,她万一甩手不干,这个活动就会泡汤。”他接着说:“先唱会,随后还可以再改。”我想想也是啊。这是组长对一个知青的态度,真正有点大度、胸怀和领导艺术。

但另一件干部犯错的事就是不一样的处理。

初冬的一个下午,我去组长处。走进窑洞,他靠在被子上,脸上毫无表情。大队两个男女年轻支委坐在凳子上,脸上挂满泪水。这场面令人非常尴尬,坐也不是,走也不是,组长示意我坐下。他声音不大而低沉地慢慢说:“县上组织去山西学习考察,要以大寨精神推动我们各项工作。只有两个名额,就让你们去了。可结果你们出去一星期,回来汇报介绍情况,只用简单几句话就完了,太让人失望了。”两个年轻支委流着眼泪,诚恳地说:“怪我俩不认真,没做笔记,辜负了组织希望,完全诚恳接受王组长批评帮助。”

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次高水平的领导同下级的谈话,没有一句训斥、指责或以权压人的意思;这是一次大青年对小青年的一次帮助,充满爱心与真情。

工作组有一青年同志,大我两岁,自称在部队服役时搞过文字工作。工作组组织一次大型活动时,组长安排他写一份动员讲话。这个同志勉强答应,但又提出条件:完稿后放他两天假,组长当即拒绝。当组长在会上书面讲话完毕后,这位同志转身对我说,就是有水平,文章结构严谨,层层相扣,很有说服力,真服了!

我所在的小队发生了一起树木看管员被本村小伙子打伤事件。看护员是位五保户老头,事件起因是小伙拉羊从小树苗中间通过,树叶被羊吃了几口,正好被看管员发现,拉住不让走。小伙子欲走推了老头一把,导致老头受伤。看护员要是另外一个人就不是这回事了。老头一睡倒吃饭都成了问题,加上本身又特别认真,不依不饶。队长让我去处理。我找当事人谈话:“你推倒看护员本身就有错,再则看护人又是个无依无靠的老人,后果就不一样了。”当事人仗着户大,弟兄多,开始还不承认错误,经过我耐心做工作,他对错误有了认识,承认自己不对。我接着说:“人老了,没人推都有可能摔倒,你这一推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,赶快去给人家治伤,以防发生更严重后果。”小伙子思想转过弯,立即用架子车拉着看护员到乡卫生院治疗。问题得到及时解决。组长对我说:“这件事你处理的好,我是有意让你单独处理,从中得到锻炼。”这时我才明白了他的意图。

组长平常对自己严格要求,并提出更高的标准。他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写着:

力争:

争时间,分秒必争高速度;

订计划,步步有功,莫落空;

讲方法,坚持原则灵活机动;

做贡献,问心无愧。

当然一个有志的革命者,更应该高标准,严要求,练就一身硬功夫,即红又专,让革命挑选。

这就是我和我的第一任领导王秉义同志在一起工作的8个多月里对他的认识和了解。可能不深刻,不全面。那年他只有35岁,在我看来是个大人,凡是有不明白的事就问他,不了解的问题也问他,解决不了的事儿也找他,因为他是大人,是领导,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领导。只是当我到了35岁以后,才切身体会到:其实那时的他也是个小伙子啊!

年底,这一期路线教育工作结束,组长回了原单位,我转赴新的工作岗位。工作总结时,工作组支部研究了我的入党问题,一致同意上报公社党委审批。年后公社党委研究结果是“人走材料转走”,不予接收。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已在陂西乡工作了。组长专门骑自行车到陂西公社找有关同志说明情况,希望在陂西予以解决。但这一年因我被陂西乡党委抽调开展财务检查工作,同路线教育工作组联系较少,又耽误一年。转眼又到了1978年,我到独立公社开展路线教育工作,组长再次骑自行车,到独立找我们工作组领导说明情况。这一年底我的入党问题得到解决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当然组长先后两次到我新的工作地点帮助解决我的组织问题,是否就起到了决定性因素,倒不一定。但是能使后任领导了解我的第一期工作表现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对我深切的关心爱护之情也是实实在在的,令我铭记于心。

分别后,我们保持着经常的书信联系。通过书信谈工作、谈学习、谈思想、谈拨乱反正的政治形势……记得1978年夏收期间,我给他的一封信竟写了13页,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。经过40多年的不断深入地思考、过滤、沉淀,我认识到和王秉义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,他对我世界观的确起到了积极地引导与促进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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