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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厂区的监控镜头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5:39:28

安装监控时,正值车间交接班高峰。安装工忙着布点、串线时,我趴在办公楼玻璃窗前观看,有些偷窥味道。按我的猜测,这件事虽然并不新鲜,但以公司目前走下坡路的状况,必然会引来围观,并有一定反响。果然,有几位下班了的员工,不急着走出厂区,跟前撵后地随着安装工,好奇度超出常态。有人说:“唉,安上这破玩艺儿,今后别想提前下班了。”还听见有人发牢骚:“还不是聋子的耳朵,摆设,贼娃子照偷!”此前,溜号时常发生,而盗窃,更令领导们伤透了脑筋。

南厂区的库房,是一个不大的小院,最初用于员工宿舍,一律平房,土木结构。后来,独立的宿舍区建成后,员工全部撤了出去,临时用作库房。平房久不修葺,逐渐坍塌后,只剩下了围墙,现在看来,它只能算是个堆场,存放一些铬铁铸件什么的。围墙上常有人爬过的痕迹,那些物品,一夜之间会丢掉几百公斤,甚至上千公斤,库房里的水泥,也会被人从围墙上转运出去。为此,曾经在围墙内安装了断路报警器,很多次,当报警声穿透值班室时,窃贼早已逃之夭夭。更令大家扼腕的是,一九九七年秋季某日,盗窃者闯过厂区大门、楼房大门、财务室铁门、保险间防盗门,将财务室的保险柜抬走。报案后,在附近一麦场找到了丢失的保险柜。柜子已经撬坏,侧面钢皮开着的一条大口子,极像咧嘴嘲笑大家。由此,公司的许多部门、人员都被株连。时至今日,案件是否侦破,我不知道,而那摁有红色指印的笔录,估计还躺在公安部门的某个卷宗里。

领导们下定决心:形势所迫,安装监控。

监控主机和显示器安装在文档室,在办公室隔壁,领导吩咐过,这个东西由我代管。本应由保卫科管理的东西,交给了我,多了份额外工作,心里有些不太舒服。有同事说,就当多个看电视直播的机会嘛!内心又坦然了许多。最初两三天里,不光我瞅着显示器看,还有几位闲瑕无事的同事,几乎留恋得不愿离开。不出半步,厂区主要地方的车辆、人员、树木、厂房、垃圾,能看到的都尽收眼底。当有人回头突然看到监控摄像头对头他,表现出惊诧和紧张地神情时,我那几个同事,兴奋得像看到了一出马戏。近半月里,也有车间的员工前来观看,他们对显示出的图像,表现出些许不屑和冷漠,平时爱发牢骚的人,一语不发,扭头就走。我揣测,他们觉得:所谓监控,不过如此!

还好,监控很快淡出了大家的视线。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再没有谁能提及它,说明它不仅淡出了大家的视线,也淡出了大家的记忆。偶尔,我真担心它成为奢侈的摆设。有时,在文印室打印材料时,看见搁置在墙角的监控,又悄然想,它什么时候能证明一次自己的作用呢?

某天早晨八时,正是交接班时分,在开水房打完水往回走时,与他人撞了个满怀,幸亏没有摔碎暖壶。一看,是在包装车间发货的小杨,他个头与我一般,人却长得清俊。平时的他风风火火,一副满怀喜事的样子,今天却是个例外,他脸上布着不快,下眼睑有些浮肿,肯定没有睡好觉。碰了也就碰了,都没有道歉,互相看一下转身便走。几步后,他突然喊我站住,问:“昨晚你看监控了吗?”没有啊,我天天守着它做什么。他显得有些失望,说:“哪就算了。”我估计有事,问了半天,才知道他昨天傍晚丢了自行车,那可是刚给老婆买的,没有上锁,在宿舍前停了不到十分钟,出来准备回家时不见了。我告诉他,可以查查监控。他充满怀疑的眼睛告诉我:我晚上不在文印室,怎么会看到画面?

整个厂区,监控视频摄像头布点不多,只有八个,其中一个装在宿舍大门口东侧的高墙上。我带小杨到文印室,点开录像查询板块,设定好时间和路径,开始运行查询。看到门口撑着自行车互相聊天的、打电话的、走到门口随便站一会儿又回去的、穿上工作服上班的同事,就连一只麻雀一闪也被录像时,他发出一声叹息:“能储存啊!”随即高兴了起来,怀中揣满了将失物找回的自信。大门口有人骑车进来,他几乎跳了起来,指着画面嚷:“是我,我!”随后,放慢录像播放速度,查看驶出宿舍区大门的自行车,一个小时段里,竟然没有出现他的那辆。他开始失望了起来,转而又充满侥幸:“会不会是贼把车子偷放到房子里了?”又说:“或许是谁跟我开玩笑哩。”但愿吧!怎么不会呢,同事间这种玩笑经常发生——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查询。正准备结束任务时,画面一闪,一个人影疾速走出大门。后退、锁定、放大,小杨紧张地攥紧拳头:“我的车子!”推走自行车的人,平底白色运动球鞋,朝后扎着一小辫儿。显然,她了解摄像头的性能:晚上的画面效果差一点儿。另外,她也很机智,推车出去时,不走大路,而是越过一条排水沟,顺着摄像头下的墙根,几近小跑,走出大门时,将头扭了过去,让人看不清脸面。

几天后,小杨说,他知道她是谁家的孩子,没有去报案,那个同事,肯定也不会承认这事:“我算是看透他们了。”他的话里充满敌意。而我,为此事愧疚了好久。

这个监控,除了公司领导们偶尔看看,我再懒得理它。

两年多时间里,它也显得异常平静。

去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,我在家休息。清晨,手机叫了起来,是主管打来的,要我赶快到公司调监控。匆忙回到公司,已经有警察等着,简单对话知道,车间昨天领出去的钢球,堆在车间外一侧,第二天早晨要填充到球磨机里时,发现几乎全部失去踪影。警察对监控操作轻车熟路,我只是一名旁观者。很快,盗窃者出现在画面。晚上七时,天色还没有暗下去,一辆拖拉机装满东西,从本车间路口驶出,朝右一拐,朝北边而去。北边的路面坡度较大,拖拉机爬坡时显得十分吃力,冒着浓重的黑烟。它的驶向和承重,以及车辆型号,按照公司提供的依据,都显现得格外可疑。

真相很快大白,整个过程简单、愚蠢。小夜班时,副班长要将钢球转出去卖掉,班长不敢,副班长做通了班长的工作,一起将钢球装入编织袋,在外面借了拖拉机,趁着傍晚大家吃饭少人的时机,把车从正门开进,装上东西后,又将车开到早已封闭不用的北边后门,断开后门大锁和捆扎大门的钢丝绳,把那些钢球变卖给了附近收破烂的。随后,保卫科对他们的问询结果,也令人发笑。车是由副班长开出去的,钢球变卖了多少钱,班长并不知道。班长说,他得到了五百元,副班长得到了七百元。副班长一脸悔恨,说班长得到了七百元,而他自己则留下了一千多元。我们因他们之间互相瞒骗而觉得可笑外,都觉得可惜,那些铬钢球,每吨价值不菲,竟然被他们按废铁处理了!

作为一起案件,有警察介入,性质不会那么简单。事实清楚后,班长和副班长被治安处罚。公司上下,觉得他们二人的行为实在出乎意料,平时工作表现相当不错的人,咋会做这种事呢?不理解归不理解,但还是作出了停班处理。一周后,他们二位自己写了检讨,内容中还用了“利令智昏”一词。一纸检讨,不能让领导们满意,只是那一脸懊悔神情,足以让人心肠发软。分管治安的领导,要我开间小房子,叫他们去学习制度、反思自省,公司房间不多,就开了会议室。二位按时到,按时回家,翻看制度,书写笔记,诚恳的态度让我过意不去。约莫三四天后,领导们同意二位上岗了。他们的惊喜,溢于言表:“怕被开除了呢!这上有老,下有小的。”

议论纷纷的事件,终于不再被人提及。或许是二位当事人在本车间碍于面子,或许是不甘心被处罚,据说发了不少牢骚,其中几句,七拐八弯地传到了领导耳朵里:“做整我们弄啥嘛?管理抓得再好,公司还不是要被关停!”

两件本不相干的事,因为“关”,“盗”似乎成了合理。

公司关闭的消息,自二〇〇八年以来,成了公开的秘密,且风声愈来愈紧。一九七〇年建厂的老企业,近三十年里,一茬一茬的员工来了,走了,留下的老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是公司最风光的时候,上面的团队经常视察,过节一般热闹。我于一九九六年从车间调到办公室,那时节,会议室天天召开上级主持的现场会议,擦拭桌椅的抹布,不知用了多少条,就那经验交流和汇报材料,耗费的纸张不可用“张”计数。就像一个人,年轻归年轻,总有衰老的时候。各类正式书面文字里提起“高污染、高能耗”等词语时,视察的团队少了,得到的荣誉少了,受到的表彰少了。这些信息告诉我们:公司已经走上了下坡路。二〇一〇年底,关闭被正式提到了行政议事日程。看来,关闭成了铁定的事实。本想在公司厮守后半生的我,好长时间里,总觉得轻飘飘的身材,承担不了沉重地头颅。

二〇一二年春节过后,坚固的车间里,没有传来球磨机的声音,也没有看到高大的烟囱,冒出浅蓝色的烟雾。大门外、宿舍里,聚集着要报到上班的员工,门口的值班室里,坐着几位上级模样的人,由经理陪着。按照领导们的旨意,我拟了最后一纸文件,说是文件,其实不过是几百字的通知。大意说,按照上级要求,今年公司关闭,不再生产,请大家自谋职业,同时与公司保持联系,以便兑付安置费用等等。我是将那一纸通知甩在桌上离开办公室的,站在大门外,突然觉得春天的阳光像把刀子,割得人浑身疼痛。没有事可做,我回到了乡下老家。

记得真切,是三月二十八号,公司领导叫我赶快回来。第二天到办公室,已经有人等我,其中有几位算是上级加朋友关系,看着他们面无表情,心里有些难过,心想:我要失业了,你何必如此不客气呢?!他们要我移交由我保管的证照。拿钥匙打开抽屉,吃了一惊,好端端躺在抽屉里的几枚公章,竟然不翼而飞。知道是他们于前几天拿走后,不敢计较公章用何种方法被取走,心里算是平静了下来。移交出去的清单上,大约有土地使用证、矿山许可证、生产许可证等。还交待我:“按时上下班,配合一段时间的工作。”要我配合的工作主要是清理人员,盘点后勤资产。一月多时间里,一会儿帮他们翻档案,一会儿带他们去现场查看资产。被支来支去,很有些嫌疑犯的味道。

数日后,他们拿出的关闭安置方案,要上员工大会讨论,这一项要我配合的工作,我以借口推掉,回到了乡下老家。回来后,看到小楼的走廊里,扔了许多烟蒂、纸片,上到二楼,发现所有的门牌标志被砸碎,摔在地上。楼道正中悬挂的大喷绘,撕毁得七零八落,受了重伤的人一样,在过道风中摇摆。会议室门上,几只狠狠踩踏的脚印,更像情绪激动的人影。这一切说明,讨论大会开展得并不顺利。准备走时,上级进来,说要开门查看监控。开门,不知所以然,按他们提示的时间段回查,我看到前天傍晚时被员工封堵的大门、上级和员工指手划脚地争执、一辆急速驶入的警车。这些大约发生在会后。换个录像区域,再往前回查,是另一幅景象,可能发生在会前。一辆小车驶进,停放在摄像头盲区,几分钟后,我熟悉的同事,在楼道里绕了两下,随后,摄像头方向被捣弄到别处,几分钟后,摄像头又恢复到原位。转换到另一画面,看到同事从楼道出来,开车离开。切换到会议中,又是一位车间员工,空手走进小楼内值班室,十几分钟后,提着个塑料袋,袋子里好像装着叠得整齐的物品。“好了。”上级说。大约他们要查看的就是这些。

工作配合结束后,无所事事的我,除了在家蒙头大睡,再是上街丢了魂似的晃荡。真没有想到,平时觉得陌生的小城,竟然有那么多人认得我。他们都想从我口中知道些工厂关闭的情况是,但我知之太少,倒是从他们口中得知,个别员工在上访,甚至有人还张贴了大字报。大家更为关切的是资产处置,据说要几百万元打包一次处理掉——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确切,这段时间,各类无法证实的消息太多。走远了,听见后面有人说:“贼!一帮子贼!”愣了一下,也不想知道他们在说谁。

七月的一天下午,接到一个电话,是上级打来的。这次不是配合工作,是要我办理劳动关系解除手续。办理完劳动关系解除手续,顺便按照要求,移交了我手中能够移交的公物,那不过是几把钥匙而已。走出文印室时,突然想看看看监控,这个要求没有被拒绝。坐到那张椅子上,又有了些昔日的从容。我看到,灰色的厂房、黑色的管道这这些没有语言的东西,冰冷得不可靠近;一堆还没有被完全盗窃掉的旧设备间,两只流浪狗大摇大摆走动,说不定,某个铁质管道里,还有一群狗崽;办公楼后的小花园里,平日三叶草和几株兰花绽放得正旺,现在却杂草纵横,一片荒芜,偶尔间晃动一下,有只猫从里面窜出。一丛野棘,拼命疯长,高过了我亲手栽植的三棵柏树;厂区路道边的绿化带和柳树,没有了以前的整齐美观,眼下就像好久没有修剪头发的人,乱得没有生气;办公楼前的墙壁上,失去了勇气的爬山虎,迷失了方向,匍伏在地上。

精神恍惚,身体绵软,像冬天的积雪,逢到初春的阳光。

走出公司大门,突然回头:那几只睁着眼睛的摄像头,看去灼灼明亮,却空洞无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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